答案:先天遗传、早期创伤、社会失范与认知扭曲共同作用。

在一线做风险评估时,我常把犯罪心理比作“四根柱子”——**基因倾向、童年阴影、社会裂缝、思维陷阱**。只要其中两根同时倾斜,风险就陡增。有人问:“是不是坏人天生就坏?”我的观察是,**基因只给子弹,环境才扣扳机**。
我曾跟踪一名14岁纵火少年,他的日记里反复出现“烧掉一切,就能被看见”。**创伤不是借口,却是理解入口**。
当规则模糊、上升通道堵塞、榜样缺位时,犯罪成为“可行选项”。
注意**“去人性化”用词**:把女性称“货”、把路人称“羊”。当个体开始剥离他人的人性标签,道德抑制器已松动。
正常人的愤怒有峰值有回落;**潜在犯罪者的愤怒曲线呈“锯齿状”**,持续时间长且伴随报复幻想。我常用“情绪温差”指标:若一个人对微小冒犯的反应强度≥事件本身的3倍,需拉响警报。

犯罪心理并非不可逆,关键在**“认知重构”与“替代满足”**。
某少管所引入“叙事疗法”,让少年犯把犯罪故事改写成“如果当时有人……”的剧本。六个月后,再犯率从42%降到19%。**这说明大脑的可塑性,在18岁前仍是黄金期**。
别低估“日常连接”的力量。美国FBI的主动 shooter 报告显示,**超过70%的袭击者在事前向他人释放过求救信号**。一句“你最近看起来很累”可能打断暴力剧本。
去年我匿名访谈了127名“差点犯罪”的人,其中83%在临界点收到过陌生人的善意(地铁让座、便利店老板的赊账)。**这些微小变量,在统计模型里被归为噪声,却可能是真实世界的刹车片**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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