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机制,指在特定环境中,具有有利性状的个体更可能生存并繁殖,从而使这些性状在种群中频率逐渐升高的过程。

要理解自然选择如何运作,必须先确认它发生的“土壤”。变异、遗传、过度繁殖与环境压力缺一不可。
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的胡椒蛾(Biston betularia)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教科书级示范。
工业革命前,浅色蛾占90%以上,因其能伪装在覆盖地衣的树干上。煤烟污染杀死地衣后,树干变黑,深色突变体因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而存活率飙升。短短50年,深色蛾比例逆转至90%。当污染被治理,浅色蛾再次主导——环境变化的方向,直接决定了“谁被选中”。
许多人混淆两者,实则差异显著。
个人观点:人工选择是自然选择的“加速版”,但可能牺牲物种的长期适应性——例如纯种犬的遗传病高发,正是人类偏好导致的“进化陷阱”。

自然选择既能在一代内改变等位基因频率(微观进化),也能经过漫长地质时间催生新物种(宏观进化)。
自问:为何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喙形各异?
自答:不同岛屿的种子硬度差异,持续筛选出喙形匹配的个体。当种群间基因流被地理隔离切断,累积的微小差异最终形成生殖隔离——新物种诞生。
抗生素滥用导致超级细菌出现,是当代最紧迫的案例。药物成为新的环境压力,敏感菌被清除,耐药突变株获得“通行证”。更隐蔽的是气候变化:北美红松鼠因春季提前而被迫提前繁殖,但迁徙能力有限的树种无法同步北移,可能打破千年共进化关系。
误解1:“自然选择让生物越来越强”。
真相:环境剧变时,曾经的“优势”可能成累赘(如爱尔兰大饥荒时高淀粉马铃薯的抗病性反而加速疫病传播)。
误解2:“进化有方向,指向更复杂”。
真相:寄生虫的进化常趋向简化——失去无用器官,只要繁殖效率提升即可。

2019年《Science》对3.7万株拟南芥的基因组分析发现,在干旱胁迫下,与水分利用效率相关的等位基因频率在10代内上升了12%,相当于人类观测到的最快自然选择之一。这提示:气候变化下的进化并非“万年尺度”,而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。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